“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对出版社有推动，影响很大。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文景公司（下称“文景”）总经理施宏俊称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一般都能售出5万册以上。

      2006年，文景就因提前引进土耳其作家帕穆克获奖作品大赚了一笔。帕穆克的《我的名字叫红》至今印量已达29万余册，码洋841万元，“我们库存只有3000余册。”由于帕穆克获奖，文景又迅速将其《雪》、《白色城堡》、《黑书》等著作引进出版。至今，帕穆克的6部作品在国内累计印数超过了50万册。

      “如果帕穆克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他的书在国内的印数肯定达不到50万册。”施宏俊说。

      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·耶利内克时，亚马逊网络书店的排行榜上，耶利内克最著名的作品《钢琴教师》的订购量，在24小时内从第1163804位一跃上升到了第9位。

      “诺贝尔文学奖对出版社来说是个重大的商机。”《世界文学》主编余中先称，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意义上仍属高档次，获奖者的作品能够进文学史，对出版社来说，能拿到获奖者作品的版权就能够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，所以出版社自然看重这个奖项。

    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韩敬群觉得，无论如何，能够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，对出版者来说不失为一件荣耀体面、一定程度上也是名利双收的事情。“但做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，不应该只以诺贝尔文学奖为目标。想在外国文学出版上有所作为，应该有长远规划和布局，除了关注市场效应，也应该关注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及其对汉语原创文学写作的影响。对于肯用心、有计划的出版者来说，得奖，是锦上添花的事。”

      “相对来说，国内图书销售受概念影响比较大。”韩敬群说，很多读者是被一些营销概念、舆论引导选择购买图书。在这个背景下，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概念，有助于出版社更好地销售图书。

      在译林出版社资深编审王理行眼里，进入21世纪后，我国外文图书销售进入了一个低谷，很多在国外畅销的书进入国内反倒卖不动。诺贝尔文学奖则无疑是出版界需要的大热点，所以每年大家都要等、抢、拼命地抢。2005年英国剧作家品特获奖后，其版权代理人告诉王理行，仅中国国内就有70多家出版社向其提出版权购买意向。

      早在2002年之前，译林出版社就引进了南非作家约翰·马克斯韦尔·库切的作品《耻》，可当时国内出版社几乎无人关注。2002年，《耻》中文版上市，王理行还为此写了好几篇推介文章，但“无人关注，市场反应很平淡”，直到2003年才销出五六千册。但就在2003年，库切出人意料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      “得奖消息一传出，库切突然就火了。”王理行说，《耻》开始几万册几万册地重印。